这同样适用于州法律违反本基本法……的情形。

[16][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03页。[62] 灵知主义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突出性的体现。

刘刚：《现代政治代表的历史类型与体系结构》，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比如，在涂尔干（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的著作里面，通常不是纯粹的理论叙述，还包括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后期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公开支持基督教，后来，在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此皇帝死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即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将基督教确定为国教。（3）产生了关于先知和新时代的符号。[79]如果不考虑人的维度是否可以在历史中被塑造这一复杂问题，其实也可以把人的存在维度作5个层面的分解：一是欲之人，即对利益的渴望。

实际上，更重要的后果，是方法论上的落后，导致无法对现代性的危机作出有效的评估和呈现。此时，具体的人的需要如何被关照，就需要有对人的知识以及宪法（整全的人）和部门法（拆解的人）在人的多向度这个层面的理解。随着科技的人工智能化、社会的都市流动化、教育的大众普及化、政治的民主法制化，在人类社会变迁中渐进展开的法治现代化，已经日益清晰地呈现出四个趋势和面向：（1）在法益层面，呈现出个人法益社会化和社会法益个人化的融合。

不仅如此，即便是传统的盗窃、诈骗等民事犯的认定，随着互联网等科技创新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与快速推进，亦因民、行、刑问题的交叉而日益超出了传统民事犯的范畴，使刑事案件办理的传统思维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是故，只要有人类社会和法律，就有隐私权的存在，并由私法予以保护，以使其不与公众共享，不为社会共治。如果说食品制造加工环节的不法行为破坏的是食品安全之河的水流，那么，破坏环境资源的不法行为危害的则是食品安全之河的水源。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新中国第二部刑法（1997年刑法）较之于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条文数从192条剧增到505条，且无论是新增的犯罪还是修订的旧罪，基本上集中在财政金融、知识产权、市场规制、网络空间治理、环境资源保护等行政犯领域。

注释: 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2XNL004）阶段性成果。（3）在行政法层面，呈现出公法治理疆域横向扩张和刚性治理手段纵向减弱的并行。

[7] 刘炯：《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中心》，载《政法与法律》，2015 （6）。如果说前置于刑法，对生存必然王国时代的公民自然自由和传统个人法益进行承认、确立和保护调整的规范主要是私法（前置民商法）和规制民事犯的传统刑法的领地和任务，那么，对发展自由王国时代的公民社会自由和现代个人法益进行承认、确立和保护调整的规范，则主要是公法（前置行政法）和规制行政犯的行政刑法的疆域和使命。[4]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参见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006/t20200601_463798.shtml。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10]。

[1] 田宏杰：《规范关系与刑事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使命》，41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放眼全球不难发现，德、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发展亦是如此。（二）从刑事司法应对的疑难案件及其覆盖领域来看 与刑事立法发展演变趋势呈正相关的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行政犯案件亦逐步成为刑事案件的主流。（一）从刑事立法规定的犯罪结构及其演进趋势来看 作为严重的违法行为，犯罪是具有前置法不法性与刑事法违法性之双重违法性的行为。

[1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至于刑事司法改革中的重大课题，无论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联动衔接，还是公益诉讼的方兴未艾、企业合规建设的大力推进，抑或金融法院、知识产权综合检察办公室的设立等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无不都是缘于并围绕着行政犯的治理而进行。

刑法法益既是对前置法和刑法共同承载的宪法价值秩序之社会经验事实（利益）进行价值发掘和规范承认的产物，又是对前置法和刑法按照宪法比例原则的要求对法益进行规范层级调整和比例分配保护的结果。行政犯以行政不法性的存在作为其刑事违法性产生的必要，进而形成行刑交叉乃至行民刑交叉案件，产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行刑外部衔接以及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乃至民事诉讼交叉的行（民）刑内部衔接等衔接机制及其证据转化等司法难题。

公民不再是社会管理的客体或者对象，而是共建共治社会的主体。三、从管理秩序到善治秩序：刑事治理使命的现代跃迁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到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即善治），再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不仅使我们得以管窥令全世界惊叹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发展轨迹，而且为我们揭开了造就中国现代化奇迹的中国发展之谜或中国成功之谜，即：中国何以能够在成功完成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保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进而不断增进民众的公共福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变迁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如果说民事犯的治理，只要秉持并践行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在非常刑法的知识体系里就能自如应对、妥善处理，那么，行政犯的治理则是传统刑事治理体系无法独立解决的棘手问题。而只有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信息社会，公民个人信息权才会产生，并由私法和公法共同保护，就像知识产权一样，既有传统私权的属性又具现代公序的性质，从而使公民个人信息管理秩序成为传统个人法益的自然延伸和现代个人法益的应有之义。意大利学者加罗法洛1885年在《犯罪学》中，依据犯罪的违法性来源将犯罪划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两种类型，一直沿袭至今。摘要:  犯罪形态从民事犯向行政犯的现代变迁，刑法法益从自然自由向社会自由的现代跃升，刑法使命从维护管理秩序向再造善治秩序的现代演进，既是刑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又是刑事治理体系现代性的外在表现特征，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现代刑事法治中的自然延伸。

不仅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文明的提升，个人自由的层级和个人法益的边界亦随之发生着动态的演进。六是准确把握全媒体时代遇到的新问题。

[4]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财政金融、高科技等行政犯案件大幅上升，其中金融犯罪案件更是呈井喷之势。法益不是也不可能是可以触摸的客观存在，而是对诸如财物、人身等可以触摸的客观存在所承载的人类社会生活核心利益的规范抽象。

而行政犯治理的前置法是或者主要是行政法，其不仅数量众多、领域纷繁、法律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世易时移、变化迅速，不仅普通百姓难以窥得全貌，即便是法律专业人士也难以自如驾驭，这在财政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经济行政犯罪中尤为凸显。尽管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创新路径，但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和学术上的重大创新，大多发生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跨学科对话的瞬间，这也正是交叉学科研究的迷人之处。

而这样一来，即便是人身权、财产权等本来毫无争议的传统刑法法益，也会因其精神的、抽象的属性而被逐出刑法法益的王国，虽然其内容仍然是具体的、物质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必然侵犯公民个人自由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社会法益或者说广义的现代个人法益，又必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狭义的传统个人法益。可以说，如何科学应对行政犯挑战的行政犯治理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个人法益向现代个人法益的跃迁，昭示的其实是人类社会从生存必然王国向着发展自由王国的迈进。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后者则是以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共同违反作为刑事违法性产生必要前提的行政犯，因而在不纯正行政犯中形成的是更为复杂的行民刑交叉案件，如经济诈骗犯罪案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环境犯罪案件等。

五是准确把握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挑战。（2）在规范层面，呈现出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交织。

换言之，只有在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有效沟通、理性合作，只有在没有物理地标的网络世界里与他人共享共治个人信息，只有以公平的教育体系、健全的医疗体制、美丽的自然环境、安全的金融系统等社会公共服务系统作为保障支持，公民的自由才能得以享有并实现，公民的智识才能得以教化并提升，公民的情趣才能得以丰富并升华，公民的创造力及其个性的多样化才能得以激发并增进。以规制犯罪的刑法所致力于保障的前置法是民商法还是行政法为据，可以将犯罪分为两种类型：民事犯和行政犯。

因此，只有跳出刑法，在法秩序一体化的视野中，在宪法价值秩序和比例原则的指引下，在具体法律体系语境下的部门法规范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在与其他部门法乃至非法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交流碰撞和分工合作中，刑事治理才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知识转型和体系再造，从而在超越刑法的同时，更加刑法地组织对行政犯的科学治理。道理很简单，离开了精神化的属性，法益——法律所承认并保护的利益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理论的发展也就无所依凭。善治秩序不再是管理者和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二元分立乃至对立关系，而是政府、营利机构、非营利组织、社区、公民等共建共治现代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秩序。（二）关于刑法法益的内容及其社会化延伸 刑法法益以个人法益为核心，但个人法益的外延却并不限于绝对的、狭义的公民法益。

[1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84-8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作为法益的内容，无论是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还是作为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所必须的公共安全、国家安全，都是具体的、物质的，但是，作为对人类社会生活核心利益的法律抽象，法益的属性一定是抽象的、精神的，是难以甚至无法被物理感知的。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善治秩序与公民的社会自由不仅已经有机融为一体，而且现代社会善治秩序本身就是公民社会自由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因为正是在善治秩序中，公民才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并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诸如偷换商家二维码从中截取货款、快速紧跟前车闯杆从而偷逃高速路费、买短乘长偷逃高铁票、使用捡拾手机中绑定的信用卡消费等案件的定性，无论是在刑事审判领域，还是在刑法理论学界，无不一次次引发激烈论战，歧见纷呈。

这是因为，民事犯治理的前置法是或者主要是民商法，既包括民事制定法，又包括民事习惯法（如公序良俗），即使法盲也知道盗窃他人财物是不法行为，既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可能面临锒铛入狱的刑事制裁。七是准确把握刑事司法改革带来的新格局。